5-2 日建设计工程株式会社的成立——战后时代的青春活力——

就像长谷部竹越建筑事务所当年在大萧条时期从住友公司起航一样，17年后，1950年7月1日，与该事务所渊源的97人再次从住友公司起航，在战后混乱的时代中独立创业。这标志着日建设计建设株式会社的成立。

巧合的是，就在六天前的6月25日，朝鲜战争在朝鲜半岛爆发，美苏对抗的背景下，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作为支援韩国的美军后方补给基地，日本迎来了大量物资涌入，由此引发了一场与朝鲜战争相关的经济繁荣。这场繁荣带来了被称为“神武经济繁荣”和“岩户经济繁荣”的经济扩张，一直持续到1961年，标志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
快速的工业化带动了工厂建设，经济增长促进了企业办公楼的兴建，政府大楼在各地拔地而起，成为新兴民主的象征，医院和学校也与时俱进，而新城规划也催生了多样化的建筑需求。因此，作为一家为新社会设计新建筑和新城市的机构，日建设计工程公司迅速扩大了员工规模。
1960年（昭和35年）这一数字达到700，1970年（昭和45年）达到1000。

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社会整体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是从江户到明治的过渡时期，日本几乎完全接受了西方文明。据说，在世界历史上，鲜有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国家自愿改变自身以接受西方世界观的例子。另一次是战后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变。尽管战败是主要催化剂，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的显著变化。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一套新的价值观应运而生，一种追求不受既有习俗束缚的“理想形式”的趋势开始盛行。

20世纪50年代，日本从战争的蹂躏中恢复过来，各领域涌现出一股充满活力的“战后”精神。在建筑领域，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先进技术的信任以及构建新社会的愿望为基础，兴起了一场被称为“战后现代主义”的运动。此外，日本也致力于从国际视角复兴其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而不是被汹涌而来的美国文明所吞噬。
即使在战前的日本建筑设计领域，也涌现出受法国、德国、美国等海外国家影响的各种现代主义风格。然而，从住友总公司临时建筑部到长谷部竹越建筑事务所等传承者，虽然对这些潮流保持敏感，却也反映了战前商业核心阶层的文化，并主要采用历史主义设计。这些设计虽然展现出新的审美情趣，但其根基依然是历史主义。

然而，在战后时期，日建设计工程预见到社会趋势的快速变化，积极在管理和技术上支持年轻有才华的设计师，为他们在新社会中取得成功创造了机会。

战后这家年轻的日建设计工程公司涌现出两位领导者：来自大阪的皆井公明和来自东京的林正治。
秉承其在长谷部竹越建筑事务所积累的历史和传统，总部位于大阪的药梅公明设计事务所创作了众多契合新时代的建筑。在战后民主的时代，各都道府县政府大楼是其象征，而由药梅集团设计的广岛县政府大楼（1956年竣工）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县政府建筑之一。此外，他设计的位于高松的百寿银行总部大楼（1966年竣工）则为银行总部赋予了全新的形象，使其积极融入城市景观的构建之中。
以东京为舞台，见证其发展成为全球大都市的进程，林正治积极运用新技术，创造出代表那个时代日本的新建筑。正如林正治对飞机设计的浓厚兴趣所暗示的 那样，他领导的设计团队致力于运用新技术为新时代创造空间。他们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影响当时建筑界的杰作，例如皇宫侧楼（1966年竣工）、银座三爱梦想中心（1963年竣工）以及五反田宝拉大厦（1971年竣工）。

在这个“战后”时代，一种独特、充满活力且令人振奋的气息，难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在建筑、艺术、电影和文学等各个领域涌现出来。这种气息无疑源于战后精神的韧性，它从“零点”开始。日建设计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展现出鲜明的特色，至今仍熠熠生辉。或许，这些作品中蕴含着某种可以被称作“日建设计战后现代主义”的东西。

（参考）
日建设计、林集团 + SD 编辑部 (1973)《空间与技术：日建设计与林集团的轨迹》鹿岛出版公司
小西高雄 (1991) 《前往北滨五丁目十三番地》草源社
桥本贵之 (1999) 《来自 北滨 5 丁目 13 番地》 草源社
铃木裕之（1984）《建筑的七种力量》鹿岛出版公司
（2000）《致百年后的未来：日建设计百年庆典》
内井昭三、与谢野久志等人的对话：“思考百年——从过去到未来——”
《建筑与社会》（2000年8月刊，特刊），日本建筑学会
William H. McNeill (2001) *世界历史*。中央公论新社。